在近幾年的文物工作中，通過對墨子里籍的調查及對其思想的研究，發現魯 山境內有多處“勸善居”等形式的“勸善”組織。多數叫“勸善居”，也有叫“成 義堂”的。不管名姓怎么叫，細究這些組織的講學內容都與墨子的原著有關。這 些“勸善”組織的宗旨均是為了聚眾勸學，教人為義行善，用因果報應的“明鬼” 故事來說服人們。
《墨子》原著中有一百三十多處善民、善者、為善、聞善、善言、善行、 不善、勸善、善人等。墨子原著中的“善”字與魯山境內的“勸善”組織的 用語及人物稱呼相吻合，是不是巧合？通過走訪調査，發現不是巧合，而是 一種思想源流的延續，是墨子后學組織的發展。這些可以從墨子的教學目的 到“勸善”組織的宗旨；從墨子對“義”的評價到“勸善”組織行義的實踐； 從墨子的教育原則到“勸善”組織的因人施教；從墨子的強教強學到“勸善” 組織的設堂講學；從《墨子》原著中的習慣用語到“勸善”組織的宣傳用語； 老百姓對其組織成員的稱呼等等方面，都足以說明魯山境內的“勸善”組織 與墨子有著密切的關系
為什么墨子要堅持“有道者勸以教人”呢？這是他認識到教育人的重要意義 和作用。在墨子看來，自己的主義是“有力以助人，有財以分人”（《魯問》）。同 時，他也已經認識到個人的力量有限，“翟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當一農 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饑者， 既可睹矣”（《魯問》）。如果僅靠自己的耕種收獲來養活天下之人，那只能相當于 一個農夫的作用。用來分給天下，一個人分不到一升糧食，就算每人分到一升， 也不能使饑者得飽。同樣，自己一個人紡織或從軍，亦“不能暖天下之寒者”， 抵擋不住“敵軍”之眾的侵略。因此，他才毫不猶豫地從事了為義勸學的政治宣 傳活動。
他在《魯問》篇中說：“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圣人之言， 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說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 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于耕而食 之，織而衣之者也。”
魯山的“勸善”組織都是以宣揚墨子的《墨經》為主，他們在農村春季廟會 期間務必趕會，聚眾宣傳。平時廟會少，不定時的在集市街口設起用木板搭的臨 時臺子，一個“善人”（是“勸善居”的教師），手捧《墨經》書本，接連宣讀、 講解，以強力講學勸善。
瀼河鄉瀼東村的村民劉丙臣（現年 83 年），在回憶當年的教學情況時說：“我 們稱講學勸善的人為先生，外邊老百姓都稱這些先生為善人。他們逢廟會，逢集 時就不錯過機會，在會上、集上設臺念《墨經》，平時不趕廟會時，他們讓我推 著獨輪車，帶著布篷及趕會宣傳的用具去各村宣傳，在不外出講學時，每天都有 許多人來到，聽先生們誦經說書”。
魯山的“勸善”組織在建國以前是有活動的。他們的誦經用語基本在《墨子》 原著中都能找到，老百姓對這些組織的稱呼也能在《墨子》原著中找到原話、原 意。如稱“成義堂”、“勸善居”等組織的教學活動為“勸善”，稱講道人是“善 人”，稱聽道是“聞善”，說《經典》的內容是“善言”，說人們做好事是“善行” 等等。我們通過細訪重查，越研究越認為兩者聯系密切，將這些情況歸納如下：
在墨子原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墨子對“善”的認識和對“善”字的應用也 有個過程。
在《尚賢》中篇是這樣論述的： “……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 將休其手焉。
“……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而 憂戚在臣”。
在《尚同》中篇又連續出現了“善者”、“聞善”、“善言”、“善行”、“勸善”、 “善人”等詞句。
有關“善言”的詞句有“……去爾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爾不善行，學 鄉長之善行。”“……去爾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爾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 “……去爾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爾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 下之仁人也。”
從這些詞句可以看出墨子是用教育的手段勸說世人，以鄉長、國君、天子的 好言善語教化人們，并且又強調了天子、國君、鄉長要自己以身作則的善行影響 帶動人民的行為，使之去掉不善的言論，學習有利于他人的言論，去掉不善的行 為，學習有利人民的“仁人”。
墨子“勸善”一詞的使用原意是教育。那么在魯山縣境內的“勸善”組織， 如“成義堂”、“勸善居”、“勸善臺”等，都是以勸導人們行善事、用善言、做善 事的。
《墨子·尚同》下篇中：“善人”用語已出現，“若茍明于民之善非也，則得 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 下之情，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為政若 此，國家必亂。故賞罰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
以此可以看出墨子這里講的“善人”是“賢良之人”，是他認為有德行的“仁 人”，是值得大家效仿的榜樣。所以，魯山地方上原來的“成義堂”、“勸善居” 的講師被稱為“善人”，是當之無愧的，是人們對傳道勸善者的尊稱。
縱觀墨子的教育思想，利他主義——“有力以助人，有財以分人，有道者 以教人”來全面分析，可以清楚第看出：墨子在教育方面，他是強有力地從事了 人生態度的延伸，要強教強學。在教育內容和目的上，墨子也十分重視德育的培 養。他培養弟子的標準是：“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的“賢良之士” （《尚賢》上）。在教育原則上他很重視理論聯系實際，要求弟子們言行一致。如 在《貴義》篇中說：“手足口鼻耳，從事于義。”《公孟》篇又說:“口言之，身必 行之。”
據走訪調查，魯山境內的墨家組織中的教育都是嚴格的，并且說到做到。如 瀼河鄉佘溝村李小旦在世時，是墨家后學“成義堂”的一個成員。人們都稱他為 “李善人”。他不光在講經勸善時誦說《墨經》，在平時也與人為善，扶貧解困。 據當事人鄭光榮、杜建榮、蘇慶倫等人的回憶說：每年春荒之季，李善人都拿出 自家部分口糧來接濟窮人，特別是 1941 年荒災，他自己十多畝紅薯只刨了十多 擔，夠自家吃后，其余的讓給居近的人們了。
經過對《墨子》原本的反復閱讀和下鄉時留意走訪，總覺有一種隱約可見的 主線貫穿于《墨子》原著和魯山境內“勸善”組織之間，總覺得它們兩者之間有 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內在潛伏血脈流動，究竟是墨家后人對《墨子》文獻的繼 續傳授，還是墨學遺風在魯山殘留，我想，應該是墨學遺風的殘留。
作品來源：魯山文學藝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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