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結是盛唐后期重要的作家,其具有復古傾向的創作實踐和理論對后來中唐新樂府詩歌的創作和古文運動的興起,起了很好的先導作用。鑒于此,本世紀學界對元結的研究也比較活躍,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元結生平研究
元結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產生在本世紀上半葉。1928年,孔德發表了《元氏氏族考》、《唐元次山世系考》其中《氏族考》一文認為元結“系出拓跋,遷于河南為鮮卑族,非黃帝李陵之后”,《世系考》則從其先祖始均直至元次山,列了一詳明之世系表,且糾正了新舊《唐書》“元次山本傳”所說的元結系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的說法,認為應是十二代孫。文章還經多方考證,得出一個結論:“次山先世世居洛陽,后徙太原;及其父延祖又移魯縣。”
1935年,孫望又發表了《元次山年譜》,該譜對元結一生重大行事及一部分詩文作品作了系年考證工作。該譜前有一《元氏世系表》,譜中認為,元結確系北魏王族常山王遵的后裔;元結祖輩世代居住太原,到了元延祖時才徙家魯山縣。元結生于唐玄宗開元七年(公元719年),卒于代宗大歷七年(公元772年),享年五十四歲。譜后附“諸家論元資料”、“元次山著述表”。后來孫望《元次山集》中所附《元次山事跡簡譜》即為此譜之簡編。
1944年孔德發表了《元次山評傳及年譜》,此譜謂元次山生于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卒于大歷七年(公元772年)夏四月,享年五十歲整。譜中關于元結的一些行事的系年自然也與孫譜相左。
本世紀下半葉,關于元結的生平研究成果寥寥,多為介紹性的文字和評傳文章,如孫望的《元結評傳》、匡易的《元結》、莫乃群的《容州刺史元結》、韓紹詩《同情人民的詩人――元結》、陶先庶《道州憂黎庶 詞氣浩縱橫――元結在道州》、桂多遜《元結與浯溪》、徐傳勝、林蔚蘭的《往年壯心在,嘗欲濟時難――中唐詩人元結》等。這些文章對元結生平的研究并無多少新的突破。
元結思想研究
元結的思想比較復雜,學界的研究也深淺不同、角度不一。孔德在其《元次山評傳及年譜》中認為,“次山先生雖好古,學古,不同于俗。而其文章亦有充分表現其時代精神者”,如《舂陵行》等“具見次山先生經世之志”,“而憫時憂國,忠君愛民,保全都邑,撫綏流亡,有助于當時,非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諸詩人可比。”
湯擎民《元結和他的作品》在分析元結的思想傾向時說:“處于那樣動亂衰政的時代,作為一位曾經長久地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和人民有深厚感情而又富于正義感的詩人和政治家,他是愛憎分明,敢于怒罵,敢于抗爭的,我們決不能把他看為避世山林的狷介之士,或是隱于朝市的好好先生。”“但我們也不能懷疑他的忠君思想”,關鍵是,他的“愛民和忠君,為人民和為統治者,其間并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應該承認“元結的思想是有道家思想的成分的”,而且“從反對腐敗政治和黑暗現實這個角度看,元結思想里道家思想的成分在當時不能說沒有某些積極的意義。”文章最后認為,“盡管如此,在元結思想中起主導作用的,畢竟是儒家思想而不是道家思想。”
孫望《元結評傳》也認為元結“是一個富于正義感、關心人民疾苦與安危的政治家” ,并認為“他的性格特點是剛直、熱情。生活作風是敦實儉樸。除具有濃厚的儒家思想以外,他還有一定程度的道家思想。所有這些特點,都和民族氣質的承襲以及社會環境和家庭教育的影響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聶文郁《論元結的世界觀》也認為“元結有上憂國家,下恤人民、積極濟世的一面,也有山林自安、水石相得、消極退隱的一面,文章還論述了元結的”昌道“主張、政治理想、出處態度等,文章還認為,元結的”復古“只是一個幌子,元結的思想行事,”只不過是從中小地主階級利益出發,提出政治主張,進行政治活動,希望改革政治現狀,從而抒發個人濟世的宏愿而已。“
徐傳勝、林蔚蘭《往年壯心在,嘗欲濟時難――中唐詩人元結》對元結世界觀的看法也與聶文郁相近,認為他的世界觀是復雜而矛盾的。”一面是上憂國家,下恤人民,勉力濟世,另一面又無力補天、壯志不得伸展而時有隱退免遭滅身自亡的消極隱退觀念。“
元結文學理論研究
元結的文學理論在盛唐后期至中唐前期的文壇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故在本世紀也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
湯擎民《元結和他的作品》一文認為,元結的文學思想,屬于儒家一派,他的詩歌理論和《詩經》大序是一致的。在理論上他說明了詩歌是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反映現實,反映政治和社會生活,有其認識作用和教育意義,是白居易的先聲。而且,他能進一步把作品和作者、詩品和人格緊緊地聯系起來考察。
孫望的《元結評傳》則認為:“元結在文學創作上反對綺靡浮華而提倡淳古淡泊的作風。他是繼陳子昂而起的在文學觀點與創作實踐上發展著現實主義傳統的一個勇猛的戰士。”又指出,元結所抨擊反對的,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屬于形式方面的聲病格律;
二,屬于內容方面的那種專寫毫無社會意義的風花雪月與男女之情的頹廢傾向;
三、屬于方法方面的“極貌寫物”、“喜尚形似”的模擬因襲的風氣。
元結還提出了許多見解客觀上有力地反對了把文學藝術當作貴族有閑階級的消遣娛樂品等的看法,而確認了文學藝術應該反映生活現實、表達思想感情,肯定了文學藝術可以直接間接起規諷教育的作用。
聶文郁《元結的世界觀》一文也肯定了元結的進步的文藝主張,認為元結上繼王勃、陳子昂而起,中與杜甫并肩努力,后為白居易、元稹等的新樂府運動開路,不失為一個古代有膽有識的文藝戰士。并指出了元結與王勃、陳子昂文藝觀點上的相似之點,以及元結文藝觀的獨特之處。
孫昌武《讀元結文札記》認為元結在思想上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后人所提出的“不師孔氏”。這是他在多數“古文”家主張“尊經”、“宗圣”、“明道”的潮流中杰特超群的地方,也是他的創作思想的主要精華所在。他的文學理論雖然反對形式主義,但“一語不及儒家的道德仁義之說,沒有尊經、宗圣的觀念”,“不把文學視為道學的附庸,而是獨立的反映和批判現實的武器”;他認為文學不必重復圣經賢傳的陳言,而要傾述下民的呼聲。這在整個唐代的“古文”理論中是很富于獨創性、批判性的見解。
王啟興的《評元結的復古主義詩論》則針對學界對元結詩論評價很高的現狀,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元結的詩歌理論繼承了傳統的儒家詩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有所發展。他不僅堅持為政教服務是詩歌的唯一社會功能,而且否定近體詩,推崇枯淡高古的古體詩,在當時實為一種復古傾向,決不能作不切實際的評價。”
王運熙《元結詩論述評》也是一篇對元結詩論進行全面評價的論文,而重點在評述元結《篋中集序》中所反映出來的詩歌理論。文章最后總結說:“元結一生對國事民生一直非常關心,他目擊唐玄宗后期政治腐敗,社會潛伏危機,后來又親歷安史之亂,因此迫切希望文學能發揮積極的社會作用。他提倡寫作諷喻一類詩篇,企求詩歌能對政治社會產生補偏救弊作用,在這方面具有進步意義。但他排斥詩歌的娛樂性,對詩的社會功能理解過于狹窄。對詩歌聲律和諧、形象鮮明、語言流美等特色籠統加以鄙棄,更顯示出對詩歌的藝術特征認識不足。他一味提倡寫古樸的五言古詩,其作品與《篋中集》詩人的篇章,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古質有余、生動不足的的缺點,說明片面復古的主張對詩歌創作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作品來源:魯山文學藝術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