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的舉動表面上是為中小學生減負，而實質(zhì)上是引導社會資源回歸教育，抑制培訓對教育的干擾。與其說校外培訓是剛需，還不如說重點學校升學路徑是剛需。知識與職業(yè)的教育仍是社會主流，順應著應試教育的政策指向。主管部門打壓培訓機構，算是政策“回拽”的表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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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6日教育部官網(wǎng)發(fā)消息《教育部召開推進校外培訓機構整改工作座談會》，看得出來，主管部門要把中小學生減負工作進行到底。

工作座談會上，部級領導從師資管理角度提出兩個“狠招兒”：一是“從事語數(shù)英、理化生等學科培訓的教師必須要具有相應教師資格”；二是“嚴禁教師到校外培訓機構兼職補課或自行辦班補課”。

體制外教師準入門檻提高，憑證上崗成為前提，為給學生培訓降溫，針對教師的資格證書培訓不斷升溫。

同時，體制內(nèi)教師不得兼職，更狠！很多打著“名校名師”招牌的培訓班會因此失去培訓主體的有生力量，以及與之配套的品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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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培訓其實是涇渭分明的兩種社會資源。教育部的舉動表面上是為中小學生減負，而實質(zhì)上是引導社會資源回歸教育，抑制培訓對教育的干擾。

不過，對主管部門的良苦用心，家長似乎并不買賬。

現(xiàn)實情況是，將近50%的中小學生參與校外培訓，也就是說，教育部的舉措是在挑戰(zhàn)市場剛需！

這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出，現(xiàn)有的正規(guī)學校教育無法滿足學生、家長的需求——升入重點學校的需求！

與其說校外培訓是剛需，還不如說，重點學校升學路徑是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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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滿足這個內(nèi)在需求，在校外培訓機構被打壓的同時，頗具反諷意味的是，正規(guī)的學校教育越來越像培訓班，越來越傾向于單純的技能、技藝——特別是考試技巧——的訓練。

這與校外培訓班恰恰是一脈相承的。

于此同時，體制內(nèi)學校對教師的激勵機制竟然也是以升學率等應試指標作為主要手段，學校教師的價值似乎就體現(xiàn)在班里有多少學生進入人大附中、有多少升入清華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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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什么？莫衷一是。而教育不是什么？倒是異口同聲。

圖名、逐利便不是教育。

無論如何，國內(nèi)真正能稱得上非營利教育機構的，似乎也只有體制內(nèi)學校了，同時承載著“真正的教育”的使命。

正規(guī)教育的校園與校外培訓班的課堂最大區(qū)別是，前者是文化載體，后者是技術媒介。

文化缺失的教育，其實已經(jīng)沒有教育屬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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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國歷史精神》中指出，西方教育分為國民教育（國家教育）、個人自由的教育（知識與職業(yè)的教育）、宗教教育。

中國教育自古以來沒有西方的宗教教育，卻有富于宗教精神的道德教育、人格教育、文化教育。

中國發(fā)展到近代以后，一直不斷強化國家教育、知識與職業(yè)教育，當代則幾乎全部是知識與職業(yè)教育，而道德教育、人格教育、文化教育卻漸漸荒蕪。

現(xiàn)在的家長其實也是在文化荒蕪中度過的，教育與培訓的界限始終模模糊糊，知識與職業(yè)的教育仍是社會主流，順應著應試教育的政策指向。

主管部門打壓培訓機構，算是政策“回拽”的表現(xiàn)，只不過巨大的慣性仍左右著社會心態(tài)的發(fā)展。

國際教育知名專家，尚德在線教育海外合作高級總監(jiān)，資深自媒體人，著有《留學的邏輯》《到英國去》《歐洲情調(diào)之旅》等書。